这个男人属于 18 世纪，也属于法国大革命，他醉心历史、渴望终结前人的事业。显而易见的是，拿破仑在国际事务的推进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面临决断时，他一步步摆脱了议会的约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拿破仑可以同时自由地从帝国的各方面属性（众多的人口、高度繁荣的经济、有序的财政等）以及帝国卓越的军事机器中受益。在执政府时期，尽管拿破仑接受他人与己辩论，甚至容忍别人修改自己的思想，尽管他能够和塔列朗合作，但到后来，当他沿着自己制定的详细却永无定数的计划前行，并且该计划的发展变化始终难以预料时，他便再也不容许有人质疑他的权力。尽管拿破仑细心研读呈递到自己面前的材料和报告，工作勤勉，但他几乎不再征求同僚们的意见。他的每项决定都伴随着连珠炮似的命令和训诫，有时则是“刚出炉”的口述。因此，随着事态发展，他的命令极易发生变化。
拿破仑担任国家首脑期间，行为举止的首次转折点似乎出现在1805 年的战场上。乌尔姆之战胜利后，塔列朗向他提交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塔列郎建议战争就此结束，建议宽容地对待奥地利，甚至建议与奥地利结盟。这份报告准许将俄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将普鲁士框入德意志边境，保存奥斯曼帝国，同时迫使被孤立的英格兰接受和平。但法兰西外长并未听从这份报告中的建议。奥斯特利茨之战胜利数周后，拿破仑皇帝没有选择伸出友谊之手，相反地，他惩罚了奥地利，并且试图解决欧洲大陆的“体系”问题。这一体系的根基可溯至《普雷斯堡合约》的签订。1806 年 3 月，缪拉在贝尔格登基，约瑟夫在那不勒斯登基为这一体系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拿破仑的对手，涉身这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另一个人物 — 塔列朗被边缘化了：比如，在蒂尔西特谈判的过程中，他只扮演了一般的角色。这对他来说是种新的耻辱， 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不管怎么说， 他再也不是 “后补部长” 了 （瓦雷斯杰尔）。当时，这两位法国的大人物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中一位是利益熏心的 “叛徒” ， 而另一位是不纳进言的 “暴君” ，而是因为二人政见相左、嫌隙极深，同时两个人的世界观也难以调和。
个人外交的时代已经来临：拿破仑皇帝与诸位皇帝会面，谈判的时候经常亲自上阵，根据需要推进或者改变计划。为顺应拿破仑政策的转变，法国外交部门几度易主：作为奥地利联盟与欧洲均势传统模式的拥趸，塔列朗让位给尚帕尼（1807 年 6 月～ 1811 年 4 月）。尽管这位前驻维也纳大使领导了在蒂尔西特确定的对俄政策， 但他还是被马雷 （1811年 4 月～ 1813 年 11 月）所取代，后者也是拿破仑的虔诚侍随者。在他任职期间， 法国同沙皇断交。 1813年秋天， 经历俄国战场 “可怕的大灾难”（玛丽 - 皮埃尔·雷），拿破仑的欧洲体系遭受决定性毁灭后，为了哄骗亚历山大一世，前驻圣彼得堡大使科兰古被拿破仑任命为新的法国外相。不论这些人在元首面前能力素质几何，甚至对于科兰古来说，不论这些人斗志如何，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影响拿破仑的意图。从法律角度而言，拿破仑通过部分修改宪法，把法兰西帝国的“对外防御”任务委托给国家元首。宪法规定，他可以在谈判活动以及条约核准方面获得最高的话语权（共和十年宪法第 58 条）。共和十三年宪法第 50 条规定，宣战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但这条款项失效了：最常发生的情况是，各个办公室会接到一份文件，文件后面附有带地址的选票 — 必须表示赞同 — 这份文件充当了法律文本的角色。拿破仑皇帝作为军队统帅，战争才能举世闻名。 但他在处理以上事物方面也拥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拿破仑顶多也就是会在以宣传为目的的时候才会尊重宪法的程序。 例如，经历了一场持续十个月之久的冲突后，为确保自己的主张得到贯彻，他在办公室紧急传达了《蒂尔西特条约》的内容。
法国的外交机构以及外交网络完全听命于国家元首。外交机构和外交网络重组，机构实力得到提升。到 1808 年，对外关系活动的预算从督政府时期的四百万法郎提高到近一千万法郎，数额与旧政体拨付给整个外交部的预算相当。拿破仑皇帝驻派各主要国家首都的使节们住着高屋大宅， 生活排场远近闻名。 这些人应该可以明显感受到法兰西帝国的伟大。
外交驻地网络的重建工作自执政府时期便已经开始了： 《亚眠和约》（1802 年）签订后，大使馆或公使馆的数量从 8 个增加到 29 个。但随后，隶属神圣罗马帝国或意大利王国的某些国家消亡了，因而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团也被撤销。自此，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再发生过变化。与此同时，除欧洲外，法国在中东地区（阿勒颇、圣 - 让·德亚克等）、北非地区（亚历山大里亚、开罗、阿尔及尔、突尼斯、丹吉尔等）、美国（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新奥尔良等）或远东地区（澳门、广东等）的领事馆网络依旧保持着重要地位。
中央政府机构和各大使馆人员过剩的现象依旧十分明显。然而这些机构的行动余地却被一再压缩。他们被要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皇帝的命令得到贯彻执行。1804 年，拿破仑写信给驻里斯本大使 — 拉内将军，为自己辩护道：“任何一个单独的部门机构都不可能准确评估自身行为对全局体系所造成的影响。欧洲体系渐成，我们处理某个单一问题的方法都会波及其他。”在巴黎，那些来自拉贝斯纳尔迪埃和卡雅地区的人必须忍气吞声，尽管他们的能力并不逊于出身奥特理沃的首领。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大使馆中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们也没有太多的自由可言，例如阿尔基耶（供职于马德里、那不勒斯、罗马、斯德哥尔摩、根本哈根）、安德列奥西（伦敦、维也纳，而后是君士坦丁堡）、奥托（伦敦、慕尼黑，随后是维也纳）、拉弗雷斯特（慕尼黑、柏林，然后是马德里）或者布尔古安（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随后是德累斯顿）。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有的人并没有遵守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也没有按照命令函上的要求执行，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德·博阿内。他尝试 —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 — 在西班牙施行自己的政治策略（“自由”阐释他自己所理解的拿破仑皇帝的意图）。具体表现为：亲近王储费尔南德，疏离国王卡洛斯四世。然而，当拿破仑皇帝决定扶持第三个人 — 通过他的哥哥约瑟夫登上王位这样的方式解决西班牙王朝的问题时，博阿内又不得不反过头来打压费尔南德。博阿内因此彻底失宠。
同所有的政府一样，拿破仑逐步“提拔”了一代新人：根据雅克·亨利 - 罗伯特的《拿破仑外交官大全》所载，1799 年至 1815 年间，法国共雇佣了 170 名外交官员，在这些人中，7 人入职见习于路易十五时代，19 人于路易十六时代，大革命时期有 38 人，执政府及帝国时期共计 99人（占 60%）。这些新官员是由他们的统领一手栽培出来的：只服务，无异议。当然，在从前的体制中，各部部长、驻各国大使以及履职各省的封疆大吏们的分量并不比现在要重多少，但是督政府 — 跟前任政府救国委员会一样 — 是集体决策机关，这至少为争论开启了一道门，也为外交官员的影响力留足了生存空间。但在类似拿破仑这样的人身上，这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了。
话已至此，可以这样说，单凭一个人的力量 —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 — 就能把整个帝国拖入武力征服和统治之中，并且从思想和肉体上对整个精英群体设卡防范，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称霸之心，人皆有之。旧政权的拥趸梦想向自己的敌人，同时也是世仇 — 英格兰复仇。先进的革命者们则继续通过隆隆的炮声将自由抛向人民。温和派并没有彻底否定欧洲大陆体系。面对统帅的“天赋”，某些大使经常采取迎合的态度，然而，尽管那些纯粹是托制度的福才当政的人（马雷、萨瓦里、尚帕尼等）竭尽所能为拿破仑的政策服务，但却永远都不得要领。对经销商和供应商来说，亟待实现的好买卖不少，需要铲除的外国竞争者也很多。 就像驻奥地利大使梅特涅于1808年9月寄给内阁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军人“只追求伤疤与青肿痕迹”。剩下的“鹰派”分子时常支持或者鼓励统帅的野心，目的在于从中谋利，尤其当拿破仑萌生灾难性的想法时，诸如重新征服圣 - 多美各、重建奴隶制度或者轻而易举地攻占西班牙。可每当拿破仑皇帝从战场凯旋而归，他听到人群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或者各行各业的颂扬时，这又能说明些什么呢？
